其一
他反对那种以为可以依据科学的、政治的、甚至美学的价值在人世间创造一个乌托邦的主张。鉴于人类历史实际上是各种经常相互碰撞的价值和思想的产生地及其变化发展的实验场所这一事实，伯林追溯多元论在伦理学、政治学和美学等领域的出现。
但是，如果我说的不错，不光最终解决这个概念本身是不切实际的，而且，各种价值之间也不可避免地是相互碰撞的、不可协调的。最终解决的可能性（即使我们忘记了这个词组带有希特勒时期的恐怖感）会制造出一种幻觉，一种非常危险的幻觉。因为，如果人们真的相信这种解决是可能的，那么，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付出多少都绝不为过：为了使人类永远公正、幸福、富于创造性以及和谐协调，有什么不可以为此付出的呢？为了做成这样的蛋卷，我们可以打破无限数量的鸡蛋，这就是列宁、托洛茨基以及我们所了解的波尔布特的信念。既然我知道通往社会问题最终解决的唯一正确道路，我也就知道人类车队必须沿着什么路线走；因为你没有我这种知识，你就不能有选择自由，哪怕是最低限度的选择自由，否则你就达不到目的地。你声明采取某种方式将使你更幸福、更自由，或将使你有自由呼吸的空间，而我知道你这样想是错误的。我知道你需要什么，人民大众需要什么。如果出现由于无知或恶意而酿成的反抗，那就必须振亚下去，为了大多数人永远幸福，消灭成千上万人也许是必要的。除了心甘情愿地将他们全都牺牲掉，我们，明白此中道理的我们，又有什么选择？“（扭曲的人性之材）
《往事与随想》赫尔岑 选择概念（关键地位）
在思想史的工作中，伯林研究了那些勇敢地、公开地跟占统治地位的理性体系作斗争的思想，赞赏他们的观点和立场。他特别重视这些思想家的自由思想。正式对这种普遍存在的自由思想的肯定和褒赏，显示了他的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他的研究工作，伯林向我们宣示，在人类历史上没有绝对的价值，而且，人类历史与众多悲剧性后果相伴，充满着那些企图通过坚信最终绝对真理而避免做出悲剧性选择的人们的困苦。
普列汉诺夫 伯林：”普列汉诺夫的确是一位富有才华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家。我完全被他的书迷住了，因为他学识渊博，说理精辟，行文机智，情趣横生，极富吸引力。他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之父“
赫尔岑 伯林：”赫尔岑成了我的人生楷模。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作家，一个敏锐的真正的政治思想家，非常有独创性。他的自传大概是我一生中度过的最精彩的自传，比卢梭的自传还要好。正是赫尔岑使我爱上了社会思想史和政治思想史，这就是我研究思想史的真正的开端。“
《日瓦戈医生》 帕斯捷尔纳克 伯林：”他当然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这么说吧，诗人可以有两种类型。第一种诗人，写诗时是诗人，而写散文诗是作家，像普希金。第二种诗人，写诗时是诗人，而写散文时也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就属于第二种类型的诗人。他的散文总是诗化的散文，我看他本质上不是一个散文作家。他是晚近俄罗斯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小说是伟大的诗化小说。尽管他置身于那虚浮造作的时代中心，却能诚实地描写爱——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的爱，极少有作家能够做到这点。正是他的诗使他赢得俄国人和阅读俄文作品的外国人的广泛钦佩，实际上，只有约瑟夫·布罗茨基的成就可与他相媲美。阿赫玛托娃和曼德尔施塔姆都差得远。依我看，帕斯捷尔纳克在各方面都堪称是活着的最优秀的俄国诗人。但是并非所有天才都表里如一，帕斯捷尔纳克也同样如此。他谈起话来稀奇古怪，经常让听者捉摸不透，但总让你感到才气逼人。再也没有比听他谈话更迷人的事了。据我的体会，只有弗吉尼亚·伍尔夫谈到某些东西时像他那样迷人。当然弗吉尼亚·伍尔夫有点狂妄。“
马雅可夫斯基 伯林：”他是一个大胆的革新者，一个惊人的雄辩家，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但是，他的诗作我看比不上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和阿赫玛托娃。“
如果你对某些思想有兴趣，并引起你思考一些问题，那么你就不能不考虑这些思想的历史。因为思想不是单子，他们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而跟人们的信念、生活方式、人生观和世界观紧密相连。思想之间相互碰撞和影响，并不断呈现，成为所谓”智性气候“的组成部分，他和物质因素一样，形成人们的行为和感情，并且历史地变迁着。
哲学不是一种积累性的学科。古代那些基本的哲学思想、观点、理论和见解现在仍然是哲学的中心内容。他们有其特定的横贯历史的生命。
哲学，如果教得好的话，其用处之一就是让人透过政治上冠冕堂皇的辞藻，识别各种谬论、欺骗、恶作剧、赘疣、感情上的讹诈，以及各种各样的诡辩和伪装，他能大大增强人们的批判能力。
哲学不外是要在看不到办法的地方力图去寻找问题的答案。自我理解是哲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哲学的目标就是要理解人、事物、词语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叔本华那里我没有发现包罗万象的形而上学大厦那样的东西。人们可能对叔本华的体系一无所知，但照样能从他许多尖锐的有时是深刻的见解中获得教益。黑格尔的体系在我看来，似乎是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的阴森森的黑洞，一进去就出不来，每一个脚印都指示一条道路，正如拉丁诗人所说的那样。
伯林：”他（指施特劳斯）和他的门生都相信，善于恶、对与错都直接得自某种先天的启示，某种”形而上学之眼“，也就是靠使用柏拉图式的那种无缘分享的理性官能。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圣经》、犹太教法典、迈蒙尼德，也许还有阿奎那和中世纪的其他经院哲学家，都通晓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最美好的，他们的门生现在也执着于此，而我却没有这种荣幸。“
其二
世界上存在的一切不外乎就是人、物和人脑中的观念————目标、情感、希望、畏惧、选择、想象的情景和所有其他形式的人类经验。这就是我所认识的全部东西。我无法做到无所不知。也许有一个永恒真理和永恒价值的世界，有一种只有真正的思想家才能具有的魔眼，而这只属于恐怕我永远无法进入的极少数精英的领地。
在关键时期，在历史转折关头，当各种因素大体上平衡地出现的时候，个人以及他们的抉择的行动，本身不一定可被预见（确实很少被预见），但却能决定历史的进程。我不相信历史是一部戏剧（这是赫尔岑使用的概念，他认为历史不是一部多幕剧，一部由上帝或大自然赋予主题的演出，不是有图像可辨的地毯）。而马克思和黑格尔都认为历史是一部有结局的多幕剧，它在达到高潮之后（在马克思看来，要经过可怕的冲突、苦难、灾祸）天堂之门将会启开，那就是戏剧的收场，历史（马克思称为史前时期）便会从此结束，一切事物都永恒协调，人们将合乎理性地合作共事。
维科和赫尔德相信历史进程有一定的形式，但不相信历史是一部有结局的戏剧。
我感兴趣的是维科和赫尔德的文化多元性的信念。实际上，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重心，各种文化有着各不相同的、新颖的、不可预见的思想及其互相冲突的倾向。维科最先理解到，文化就是世界相对于社会的意义，就是男男女女对于他们自身与别人和环境发生关联的集体意识；文化影响思想、情感、行为、举动的特定形式；文化是多种多样的。维科划分不同时期的文化，赫尔德则对不同时代的不同民族的文明做了区分。
我认为历史不是一个呆板的单线条的进步过程。伏尔泰说，历史是理性、知识和艺术品创造不断进步的过程，有时被可怕的干扰所打破，突然陷入野蛮状态。
预言是一种普遍却难以信赖的活动。我在维科和赫尔德的著作中经所读到的，是人类历史固有的文化多样性的观点。历史并不直线行走，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作用，有时就是因果性质的作用。通向未来或过去的道路不存在唯一的钥匙，他不好跟自然科学作类比。后者的定律对重复出现的因果链是开放的，这样的因果链能总结为一般的规律。
我们能够理解不同民族和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即使他们的生活方式跟我们的差异很大，即使他们憎恨我们或有时候被我们所谴责），这样的事实表明，我们大家能够穿越时空进行沟通。当我们认了理解了那些与我们在文化上有很大差别的群体的时候，即意味着某种强大的富于同情心的理解、洞察和共感的存在。即便其他文化排斥我们，依靠移情的想象力，我们也可以设想，为什么他们会产生这样的思想和感情，并采取相应的行动达到预定的目标。
一般性的价值观是有的，这是关于人类的经验事实，莱布尼茨称为事实的真理而不是原理性的真理。不同时空的芸芸众生，绝大多数人都共同拥有某些价值观，不论这些价值观是否自觉明晰，也不论他们在态度、举止和行动上的表现如何。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又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如果你确实了解了个人之间、团体之间、民族之间、各个完整的文明之间所存在的差异，运用想象进入他们的思想、情感世界、设想你自己置身于他们的生存环境中会怎样认知世界并审视自己与他们的关系，那么，即使你对所观察到的东西很反感（全部了解当然并不等于全部谅解），也肯定会减少盲目的偏执和狂热。想象会产生狂热，但通过想象洞察了不同于自己的境况，结果必定能减少狂热。
我认为，人们在把一个有思考里的人称为疯子或神经错乱者时务必小心谨慎。迫害不是来自神经错乱，而产生于把骇人听闻的谬误深信为真理，进而导致罄竹难书的恶果。
了解自己及他人，懂得理性的方法，掌握作为知识和全部科学基础的证据，以及力图验证直观确定性，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有着根本的重要性。人权这个观念建立在一个正确的信念之上，那就是普遍存在着某种特定的品性。自由、正义、对幸福的追求、真诚、爱。这符合整个人类的利益，而不只是符合作为这个或那个民族、宗教、职业、身份的成员的利益。满足这些要求，保护人们这些要求不被忽视或否认，都是正当的。
你必须懂得什么是正义，什么是自由，什么是社会契约，并对不同类别的自由、权威、义务作出区分等等。政治理论的分野往往围绕“为什么有些人要服从理你些人”这个中心问题来展开。多数政治理论都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实质上不是为什么服从，而是为什么应该服从和服从到什么程度。
关于消极自由的问题是：拦在我面前有什么障碍要排除？其他人怎样妨碍着我？其他人这样做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是间接的还是有制度依据的？
关于积极自由的问题是：谁管我？别人管还是自己管？如果是别人，他凭借什么权利？什么权威？如果我有权自主，自己管自己，那么，我会不会失去这个权利？能不能丢掉这个权利？放弃这个权利再恢复这个权利？具体怎么做？还有，谁制定法律？或谁执行法律？征求过我的意见吗？是多数人在统治吗？为什么？是因为上帝、牧师、还是党？是出于公共舆论的压力？传统的压力？还是摄于什么权威？
积极自由在正常生活中虽然更重要，但与消极自由相比更频繁地被歪曲和滥用。历史上虚伪的积极自由所造成的危害比现代虚伪的消极自由所造成的危害更大。
真诚地相信错误的东西是很危险的，是没有道德价值或精神价值的，至少是令人遗憾的。
自由社会的好处在于容许各种各样相互冲突的意见存在而不被压制。
多元论确认：既然对于道德和政治问题以至任何价值问题不可能有一个最终的解答，并且，人们给出的或有权给出的某些解答是相互矛盾的，那么，在实际生活的某些领域，有些价值便可能变得互不相容，这样，如果要避免破坏性的冲突的话，就应该妥协，而最低限度的宽容，不管你情不情愿，都是必不可少的。
人们可以选择一种生活或另一张生活，而不能同时过两种生活；没有更为根本的标准用来决定正确的选择；既然选择这种也行，选择那种也行，在客观上就不能说一种生活优于另一种生活。它是人们想做什么和成为什么的问题。
浪漫主义认为，价值不是发现而是创造出来的，生活的目的就是生活本身。生活就是生活，没有目的。
政治哲学的任务是审视生活。要做的事就是审查为实现各种社会目标而提出的种种主张的合理性，检查为确定和实现这些目标而采取的种种方法的正当性。政治哲学要力图澄清构成有关观点的词和概念，使人们能理解自己相信的是什么，自己的行动表示什么。政治哲学还对那些维护或者反对人们所追求的各种目标的辩论作出评价，并防止麦克米兰所引述的胡说八道。
对人类的问题，追求一种唯一的、最后的、普遍的解决，无异于是追求海市蜃楼。对于人类生活破坏严重的，莫过于那种迷信了：凡美好生活都是跟政治或者军事力量相联结的。
多数英国哲学家似乎都太单薄、太技术化；跟英国哲学家相比，多数法国哲学家似乎都太含糊、太夸饰。
我认为马基雅维利是指出现实的各种价值是相互冲突的第一人。依照马基雅维利的观点，你可以选择做一个罗马人或一个基督教徒和殉道者，或者起码可以做一个当权者统治下的受害者。
任何真正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当代的问题。
我认为维科是理解了并告诉我们什么是人类文化的第一人。他不自觉地确立了文化的观念。就我所知，在他之前没有谁有过这样的想法，要努力去重构人们是如何看待生活在周围环境中的自己，如何看待（或感受）与自己发生关联的自然界和其他人————作为在时间中持续存在下来的一类生灵。他反思思想、情感、世界观等各类行为以及肉体的、情绪的、理智的、精神的等多种反应的本质，而正是这些行为和反应构成了文化。如果你想了解人们怎样生活，你必须了解他们的崇拜仪式，文字的内涵，他们通常运用什么类型的想象、明喻、隐喻，他们如何吃、喝、抚养小孩，如何看待自己，如何过私人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生活等等。作为一种模式的文化不是一个孤立的有机体，而是一种存在方式，树立这种理念正是维科对思想史的主要贡献。维科的值得重视的观点是：各不相同的人类思想、行为、感情和行动是互相联结和互相启发的。
米什莱按照维科的思路，认为历史就是社会跟自然力量作斗争并力图运用自然力量去创造让人们能生存和发展的生活方式的历史。人的历史是跟自然界，跟各种力量，跟一切人为的和非人为的障碍进行斗争的历史，这就是米什莱关于人类从各种羁绊中朝向自我解放不断进步的观点。
我们谈论自然界，但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仅是我们在外部世界所发现的东西。我们也看见和感触我们的身体，但我们还能说出他作为人之具体化有什么样的感受，这是一种“内在的审视”；人既是观察者，又是行动者。这就是“新科学”的大概意思。理解对于意图、感情、希望、恐惧、努力、意识和无意识的认识，而科学是对处在空间中的物体的认识。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看见桌子是什么样的，但我们看不见桌子为什么是这样的。理解过去的文化就是去理解前任所追求的东西；他们怎样看待与他人发生关联的自己，怎样看待世界以及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自己。
其三
在赫尔德看来，“归属于”的意思是，你说什么，不必多做解释，大家就能了解；你的姿态、语言、所有参与交流的因素，不需敬你熟悉的人作介绍，大家都能把握。是语言、习惯、姿态或本能的反应创造了联合和团结，即创造了具有自己特色的观点、文化和社会共同体。
我一开始读维科的著作简直就被他迷住了。我总是从接受邀请做讲演或写文章开始研究的。
唯一真实的东西是精神，是人与上帝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别无其他了。内在的精神，个人的灵魂的底蕴，内心世界，这是唯一实在的东西，至于礼节、学问和教阶制度，统统不在话下。
赫尔德乐观地相信，人类大花园中的所有花卉都能和谐地生长，各种文化都能相互激励，为创造这种和谐的境界作出自己的贡献。绝不主张政治上的民族主义，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必然大致侵略和培植民族自豪感。一个民族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文华实体，同一民族的人说共同的语言，生活在共同的地域，有着共同的习惯、共同的历史额共同的传统。
依我的看法，强烈的民族主义不过是耻辱心理的表现。高度发达的民族不会产生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对伤害的反应。民资注意对一切事物均构成威胁。民族主义就等于我们对自己说，因为我们是德国人或法国人，所以我们是最优秀的人，我们完全有权做我们要做的事，一旦你把一切行为的根据放在民族这个超越个人的权威上，那就会扩展到政党，到阶级，到教会，通往压迫的道路便从此打开了。
你不能阻止科学的进步，造成灾难的不是武器，而在于使用武器的人。智能的进步是不能阻止的，人们所能做的是防止科学的滥用。廓清腐败的社会，荡涤一切污泥浊水，然后再向前进。
熊彼特正确的说过，那些相信观念必定绝对不变的人是偶像崇拜者。文明意味着必须允许变化的可能，意味着永不停息地去追求自己信奉的理想，为之献身也在所不惜。
不同的个人、集团。文化之间可以沟通，因为人的价值并非无限地多；他们共属于一条水平线，即客观的常常又相互矛盾的人类价值，在他们之间必须进行（常常是痛苦的）选择。
我自己感觉不到有这种既在现实生活之内又超越现实生活的实在。我不是宗教徒。但我对信教者的宗教体验评价颇高。我深深地被犹太教堂也包括基督教堂和伊斯兰教寺院中的宗教仪式所打动。我想，不理解信教是怎么一回事的人恐怕也不理解人为什么而活着。因此干巴巴的无神论者都是瞎子聋子，不了解人生的深刻体验，或者说不了解人生的内在底蕴，就像瞎子不能欣赏美景一样。光有感觉能力的人不能充分理解他人，包括信教者、不信教者、神秘主义者、儿童、诗人、艺术家等等。
我有一种深信不疑的看法，有些道德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价值是相互抵触的，任何一个社会总有一些价值是不能彼此调和的。换句话说，人们爱以生存的某种最终的价值，不光在实践上而且在原则上、在概念上都是不可兼得的，或者说不可彼此结合的。没有哪一个精于心机的人，同时又是无所计较，一切都听其自然的人。你不能把充分的自由跟充分的平等结合起来。给狼充分自由就不能同时也给羊有充分自由。正义和慈悲，知识和幸福，如此等等，都可能相互冲突，不可兼得。既然是这样，人类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如何生活的问题）就不可能全都求得完满的解决。这不是因为实际上有困难，找不到妥善的解决方法，而是因为这些价值本身在概念性质上都是有缺陷的。乌托邦式的解决在原则上没有缺陷，可以成立，但这样的解决是企图把不可结合的东西结合起来。某些人类的价值之所以不能相互结合，就因为他们本身是不能并存的。因此只能在彼此之间进行选择。选择可能很痛苦，如果你选择A，你就得忍痛失去B。在最终的各种人类价值之间不可避免要作出这样的选择。在任何可以想象的社会，选择都可能是痛苦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互不相容的价值本身始终是不能相容的。我们所能做的是防止选择太痛苦，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有一种机制，使得人们对各种价值的追求尽可能不违背自己深刻的道德信念。在多元化的自由社会里，不可避免要作出各种妥协和折中，经过权衡利弊而避免最坏的情况。再三斟酌，取其一方。平等多重要？自有多重要？正义多重要？慈悲多重要？善良对重要？真理多重要？掂量掂量就知道了。知识和幸福也不总是牢牢结合的。一个知道自己患了癌症的人不会因为有了这种知识而感到幸福；无知会使他少一些自由，但同时却使他觉得多了一些幸福。这就是说，人生问题的某种最终解决，没有普遍适用的始终不变的可行保准。那些相信可能有完美无缺的社会的人必定以为，为了实现这种美好的社会，作出多大牺牲都是必要的，为了达到这种理想的目标，付出多大的代价都是值得的。他们想，如果必须要流血才能创造这种美好的社会，那么就流血吧，不管流谁的血，也不管流多少血。不打破鸡蛋怎么能做出上等的蛋卷，课时人们一旦养成打破鸡蛋的习惯，他们久不久罢手，鸡蛋打破了，蛋卷却没有做成。凡是以为对人生问题可以求得最终解决的这种狂热的信念，不能把导致灾难、痛苦、流血和可怕的压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