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铁上看完了《娱乐至死》，写点感想，做个串讲。
如果仅仅从书名“娱乐至死”的字面意思理解，我们或许都会误解，以为作者在书中定会着力指责那些活跃于电视荧幕的娱乐节目的缔造者们，将这个时代的浅薄与庸俗归咎于嬉皮笑脸的闪亮明星们，因为他们集体攻陷了普罗大众的闲暇时间，把他们一个个变成了“娱乐时代”的俘虏，从而变相地“奴役”了我们。
但其实波兹曼真正的意图并不在此。
开篇，波兹曼满怀激情地拥泵并阐释了麦克卢汉的“媒介即隐喻”的理论，我们会因为媒介的存在形式的更替变化（诸如纸媒、电媒）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受到其影响，这个过程是潜移默化的，最终触及到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因为特定的媒介形式会偏好特定的内容，长期来讲，这些“特定媒介形式提供的特定内容”就会慢慢地塑造出人的新的生活方式甚至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文化特征。
再者，波兹曼在此基础上阐发了“媒介即认识论”，我们每个人日常获得的信息大都是经过媒介报道的，因为自身的限制我们无法跳脱出媒介所呈现的信息，久而久之，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认为媒介中传递的信息便是对我们身处的社会真实的描绘，但事实上这仅仅是我们的一厢情愿，那些有态度的媒体们会因为其价值倾向或者利益诱导等等原因，对取材于“客观世界”的信息进行层层筛选把关之后，再进行“滤镜式”报道。这就导致了我们的“内心直观世界”和“客观的社会环境”之间不仅仅隔着不可知的成分，还因为有偏倚的媒体中介的存在而变得“扑朔迷离”。因此“真理的定义至少有一部分来自传递信息的媒体的性质，进而影响我们对“真理”或者是“外部世界”的定义与评价。
随后，波兹曼用了大量的篇幅描述了在印刷机统治下的社会环境与思想市场，在那个年代，文学家狄更斯访问美国时所得到的待遇简直可以和当代最引人注目的明星相媲美；开创美国的元勋都是学养高深的知识分子，他们深受印刷术带来的深度思考的福利；整个社会环境推崇的是严肃的、有序的、观点明确的、具有逻辑性的公众对话；美国人用白纸黑字来表明态度、表达思想、制定法律、销售商品、创造文学和宣扬宗教。而这一切都是通过印刷术实现的，印刷文字有语义、可释义的、有逻辑，建立在其上文化也正因为如此而变得稳重而成熟。波兹曼把那个时代叫做“阐释年代”，阐释是一种思想的模式，一种学习的方法，一种表达的图解。所有成熟的话语所拥有的特征，都被偏爱阐释的印刷术发扬光大；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超常的冷静与客观都在印刷术的带领下变得触手可及。印刷机不仅仅是一种机器，它更代表着一种话语结构。
然而让波兹曼深感缅怀的是，印刷术媒介在时代更迭中逐渐被电报、电视取代，再也回不到那个“阐释时代”。电报出现之时，便携带着无知无序无能的基因，它让公众话语变得无聊散乱，让我们的时间支离破碎，使我们的注意力被割裂。因为电报本身的性质就注定了它只适合于传播转瞬即逝的信息，各种各样的信息排着队被报道，一个报道完了便是下一个，很快就会被取代。新闻就是电报这个媒介所衍生出来的媒体内容，新闻往往是危言耸听、结构零散、没有目标受众，它就像一个个口号，毫无连贯性地进入读者的视野。在这样的语言中，没有关联，没有语境，没有历史，没有任何意义，它们拥有的是用趣味代替复杂而连贯的思想。读者们都随之变成了“知道分子”，他们知道很多事，但他们并不深入分析。
随后，电视来了，它成了新认识论的指挥中心。所有人都可以在电视中寻找一隅之地，所有公众感兴趣的话题都可以在电视上呈现。而电视的思维方式和印刷术的思维方式是格格不入的，电视对话会助长语无伦次和无聊琐碎；“严肃的电视”本来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表述，因为电视因为其本身的性质，注定了它只有一个声音——娱乐。
对，电视是娱乐性的，但这完全不会对文化造成任何的威胁，如果电视只是单纯地展示娱乐的内容，这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但潜伏在背后的危机，我们或许很难察觉，那就是当所有的内容都已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就完全变味了。这种变味发生在当严肃的思想被搬到荧幕面前被娱乐性地思考，发生在当需要严谨对话的社会话题以娱乐化的形式呈现在电视前。当思想、社会、文化、哲学、政治、经济这些厚重的语词和娱乐性的电视挂起钩的时候，“虚无主义”便出现了。波兹曼毫不客气地以轻蔑的语调嘲笑那些妄想利用电视机来提高文化修养的人，电视无法延伸或扩展文字文化，相反，电视只能攻击他们。毫不掩饰的揭示掩藏在电视节目超现实外壳下的，是反交流的理论，它抛弃逻辑、理性和秩序。他戏谑地说道，在美学中，这种理论被称为“达达主义”；在哲学中，它被称为“虚无主义”；在精神病学中，它被称为“精神分裂症”；如果用舞台术语来说，它可以被称为“杂耍”。
究竟电视是如何引致这种娱乐性的？因为人们喜欢看到有动感的画面，稍纵即逝但却斑斓夺目，正因为此决定了电视无法容忍思想，它必须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来适应娱乐业的发展。电视新闻一切以简短为宜，做到不让观众有精神紧张之感，反之，要以富于变化和新奇的动作不断刺激观众的感官。你不必注意概念和角色，不要在同一个问题上多停留几秒。因为这种种的原因，严肃、连贯、缜密的思考天生与电视就是不相容的。
电视的这种娱乐性渗透进了教育：电视通过控制人们的时间、注意力和认知习惯获得了控制人们教育的权力，但这种控制是无力，因为不像阅读获得的往往和我们原来储存的知识相关，而由电视上获得的往往是一些具体的片段，不具备推断性。它也同样渗透进了宗教：电视最大的长处是它让具体的形象进入我们的心里，电视里的宗教形象往往会因为电视的这种长处而惹人注目，这就违背了传教的本意：他本是将一些教义深入人心，而电视压根没有这种将抽象的概念留在我们脑海中的功能，他把我们的目光转置那些传教者的仪态和举止，他们成了受教者的上帝，而不是在教义中的上帝。
在最后波兹曼借由赫胥黎发出警告，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我们应该借助赫胥黎而不是奥威尔来理解电视和其他图像形式对于民主国家的基础所造成的威胁，更明确地说，是对信息自由所造成的威胁。我们要担心的是电视信息的过剩，而不是政府的限制；我们的文化部是赫胥黎式的，而不是奥威尔式的，它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不断地看电视，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使信息简单化的一种媒介，它使信息变得没有内容、没有历史、没有语境，也就是说，信息被包装成为娱乐。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
波兹曼开始大声呼喊：在弥尔顿、培根、伏尔泰、歌德和杰弗逊这些前辈的精神的激励下，我们一定会拿起武器保卫和平。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听到痛苦的哭声呢？谁会拿起武器去反对娱乐？当严肃的话语变成了玩笑，我们该向谁抱怨，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抱怨？对于一个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化，我们能有什么救命良方？
但似乎只有深刻而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消除对媒介的神秘感，我们才有可能对电视，或电脑，或任何其他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刻意地疏远那些信息形式还不足够，我们要学会用理性去解读文化中的象征，用思维去抵御那些虚假的思想面孔，当这个时代每个人都自觉的意识到，赫胥黎的预言正在悄然上演，那电视就或许真的可以做回它最擅长的事情——真正的娱乐，而严肃的思想也会回归本位，躺在在厚重的书卷里等待读者的共鸣。
补：
前几天在看菲利普·罗斯的文章时，也看到类似的担忧：“捷克斯洛伐克成了一个自由民主的消费社会的时候，你们这些作家就会发现自己受到了许多新的对手的折磨，而再奇怪不过的是，那个压迫人的、枯燥无味的极权社会曾保护你们免于这些折磨。特别让人不安的将是威胁文学、教育和语言的那个无处不在的、威力无比的主要对手。我可以向你保证，不会再有对抗的人群在瓦茨拉夫广场集合起来去推翻暴政，也不会有哪位剧作家知识分子被愤怒的群众抬举来救赎民族之魂，使其脱离因对手将所有人类话语减弱之后而使之所处的昏聩状态。我正在谈论的是将所有一切变得浅薄无聊的商业电视——并不是说因为被愚蠢的国家审查所控制才没有人想看的少数频道，而是说十几、二十几个因为娱乐性才被众多人整日观看的乏味的陈词滥调的频道。你和作家同行们最终摆脱了极权体制下的知识监狱。欢迎你们进入全部娱乐的世界。你们不知道失去了什么。或者说你们知道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