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北大ccer教授汪丁丁2010年在北京大学讲授“行为经济学”课程的课堂讲义，书内汪教授内容旁征博引，涉及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博弈论、神经脑科学等，各种各样的知识模块扑面而来，整理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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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参考书：《行为经济学新进展》 凯莫罗（Colin Camerer）/罗文斯坦（George Loewenstein）/拉宾（Mattew Rabin）
凯莫罗（Colin Camerer）:加州理工教授，研究兴趣为实验经济学和脑科学（认知心理学），专著《行为博弈论》。1980年代芝加哥大学培养的博士，方向为“行为决策理论”。
罗文斯坦（George Loewenstein）：卡耐基梅隆大学的心理学与经济学讲座教授，CMU可谓是行为经济学的发源地，西蒙（Herbert Simon，1978年因决策过程的行为学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01年去世）在那里建立的学术传统承前启后，将1940年代的行为经济学研究传统容易CMU深厚的管理学和行为学传统，培养了诸如卢卡斯（Robert Lucas，理性预期学派领袖，获得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威廉姆斯（Oliver Williamson，新制度经济学领袖之一，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样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罗文斯坦比拉宾资深，他在耶鲁的博士论文题目为“预期与跨期选择”，据拉宾介绍，他“无所不知”。
拉宾（Mattew Rabin）：伯克利经济学助教，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论文，研究博弈双方公平感对博弈行为的影响。2001年因行为经济学研究获得克拉克奖（两年一次，40岁以下），关注道德问题，本科数学，博士MIT经济系，伯克利任教至今，讲授“心理学与经济学的基础”
西方文献发表三年周期：
2009年：“社会仿真”、“诺瓦克”（Martin A. Nowak，哈佛教授，生物学与演化社会仿真学派的领袖人物）
2006年：“脑科学”、“费尔”（Ernst Fehr，苏黎世学派十堰经济学和神经经济学领袖人物，被认为有等于或高于凯莫罗的诺贝尔奖获奖概率）
2003年：“桑塔费学派”及其“合作的演化”研究
一、行为经济学的定义
行为:
是生命的表征。从原核生物到微生物及至人类，只要有生命，就可以有行为。个体、群体 经济学家的问题意识是个体主义的，也叫作“方法论个人主义”，优先研究个体行为，然后才考虑集结一群个体行为去试图解释群体行为。
价值、判断：行为的研究者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就是行为的主体，只要它有生命，它的行为便预设了一套价值和价值判断的评价系统。在这一体系的指引下，有“选择”行为。
选择：
（1）将备选的事物，依照基于过往经验形成的某种既存标准，分别装进由于过往经验而事先存在的一套格子里的这样一种过程。
（2）可选方案相当于各种可能手段的集合，选出来的结果相当于各种可能目标的集合（希望满足的全部欲望的集合），在这两个集合之间有一种映射（选择算子，在手段的集合里确定一个子集，在这一子集上，目标集的某些目标更容易实现），称为“选择”映射。
新古典经济学派要求这样的映射必须是“最优的”，并且是“全局最优”而不是“局部最优”。根据价值来评判最优。价值是行为主体长期演化的结果（演化论），若不涉及公共选择，也可称为偏好。贝克尔（Gary Becker，芝加哥学派领袖人物，成功拓展经济学理性选择原理于广泛领域，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和他的一名助手在《政治经济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机关刊物）发表了一篇论文（“Evolutionary Efficiency and Happiness”），旨在解释人类演化过程如何使我们的偏好达到均衡从而稳定地表现出今天可观测到的一些重要性质，即性状。
哈耶克论证，我们的偏好来源于三重历史：（1）种群演化的历史（2）社会与文化的历史（3）个人史
判断：
两难情境内的选择，因为有至少两种相反且相等强有力的原则将我夹在中间，我必须抉择，否则就毁灭。这就是判断不同于选择的本质之处。判断意味着创造，因为如果没有创造，选择通常不会是“两难的”。当你知道如何选择的时候，你的选择通常不是创新行为，它只是遵循以前发生过的案例而已。当你不知道怎样选择时，你有了创造的机会。
经济学家在研究任何问题时务求有可观测的数据，从而有统计关系和由统计关系推测建构因果链条的可能性。否则，经济学解释就不再是科学的，而变成一种文学解释了。文学的特征是：因刻画了不可重复的人类经验而无法接受任何科学方法的检验。
约束：
经济学千招万式最终化为一招一式，其中的那“一式”，就是“约束条件”，最优选择是那“一招”，合起来就是“约束下的最优选择”
成本：
Cost is the highest alternative value，在可选方案集合里被你的选择放弃了的那些方案当中可能为你带来最高价值的那些方案的价值。最高价值的定义也就是追求最大幸福，这是经济学假设一切行为的目标函数。贝克尔强调，最大的幸福一定是行为主体想象中的最大幸福（未必是真是的），英文是“perceived maximization”（是基于真实感觉的“想象”，而不应简单译作“统觉”），为什么不是贝克尔当初使用的“imagined maximization”，因为后者有胡思乱想的意思，太不真实。例如你可以在梦境里最大化你的幸福感，但醒后就幻灭了。
道德成本：
就是当你违背了道德自律时你感受到的幸福感下降的程度。这是一种心理成本，为了补偿幸福感的下降，你就限制自己不去做违背道德自律的事情。为了界定道德成本，我们必须界定包含道德行为的可选方案集合，以及包含道德行为的目标函数最大化问题。但你诸如信仰、灵魂和道德这样的事情，通常具有“全有或全无”性质，也就是说，要么你是道德的，要么你是不道德的。59%道德和41%道德这样的状态时很可疑的。关于比道德要求更高的信仰，早如克尔凯郭尔在《或此或彼》中指出的，你要么有信仰，要么无信仰。这两种状态之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深渊。要获得信仰，就必须有纵身一跃的勇气，这里不存在“边际”量，因此渐变是不可能的。
二、价值、认知与判断
价值：
小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的理解，价值就是“importance felt”（被感受到的重要性）。则新古典经济学的偏好可表达成”所有被感受到的重要性的一个排序”。“什么是重要性？”怀特海三段论——在任何理解之前先有表达，在任何表达之前先有关于重要性的感受。这里，按照怀特海的表达，关于重要性的感受总是面向实事的。金岳霖认为重要性是一种“真实感”——“真”（不假）而且“正”（不邪）。前面说过，判断必须是两难的抉择，我们之所以有判断的冲动，是因为要追求价值。故而有从“价值”到“判断”的关系箭头
重要性：
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我们或任何动物脑内的神经元网络形成一些专为外界刺激信号分类的“格子”。反复遇到对我们的生存具有重要性的刺激信号，就诱致相应类型的格子的形成。在这一基础上还可形成格子之间的关系，进而有更复杂的关系。一层一层地从较低级的脑区涌现到较高级的脑区，最终映射到“自我意识”脑区，被我们意识到。这就是外部世界的各种重要性在我们脑内的表达过程。《感觉的秩序》（哈耶克毕生唯一重要的学术作品）
认知：
海纳模型：
越是理性能力完备的行为主体，它的最优选择行为就越是不可预期。
设想有人对股票市场走势的洞察如上帝那样，全知全能，那么他的最优选择在我们这些智能较低的人的观察中，必是如”白噪声“那样的完全随机行为。
在智能的另一极端，是所谓的“零智能”假设，我们假设一些动物，智能远比例如蚂蚁更弱，那么这些动物的行为，在对他们而言“变幻莫测”的环境里，只好是循规蹈矩的，于是在我们这些智能较高的观察者来看，这些动物的行为具有很高的可预测性。
在得到上述结论后，海纳开始广泛运用他的结论。他试图用这一模型解释极其广泛的现象，从科学范式和技术进步路径依赖，到经济行为与文化传统。这就引起广泛的反感
“认知”依赖于“能力”
关于“判断”，真正重要的只有两大要素：价值和认知。认知能力让你能知道多少信息，并且你能处理多少信息？这样一个认知能力的问题，它导致了“海纳模型”及其结论。
从“能力”到“认知”，虽然只是一个关系箭头，却包含了例如劳动经济学家的主要努力。劳动经济学的努力表明，我们很难测定认知能力，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由先天禀赋决定？也就是在多大程度上由后天教养决定？这就是所谓“nature VS nurture”（自然对教养）的争论。
三、信息、外部环境与认知
信息：
亚当·斯密假设决策者要充当知情且公正无偏的旁观者（fully informed and impartial spectator），这一假设在他的《道德情操论》里占据核心位置，也就是正确的决策，要求决策者掌握足够的信息。哈耶克对信息的定义为生物在长期经验中感受到外界刺激信号并形成一套专用于分类的神经元网络系统。知识或分类系统可以存储在个体脑内，也可以存储在群体里面。而群体常常以社会网络的方式存在。
信息来源依赖于社会网络结构：
信息的来源，有个体也有群体。一个社会的创造性，一方面取决于这个社会里每一个体的认知能力，另一方面取决于这个社会的结构。社会结构可以用拓扑学的语言描述：社会是一个网络，网络有自己的“中心”，有“科层”，还有其他的网络拓扑结构。
社会网络方法，好处是将个体行为嵌入到群体之内。
一个群体，不是完全没有结构就可存储信息和知识的。不同的社会结构，费孝通早已论证过（皇权与绅权），一个社会有什么样的结构，决定了它可能积累什么样的知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它不可能积累下西方社会所积累的那些知识。因为，许多知识，刚开始是以信息的形式存在的，在特定社会结构里，可能不允许被传授。
信息的另一来源：认知的“外部环境”及其不确定性
当外部环境高度不确定时，最好减少动作。
随着决策环境的不确定性从小到大，根据海纳模型，个体行为表现出来的理性程度就应当是从高到底变动。当不确定性极低时，我们观察到个体理性（reason）。如果环境不确定性继续增加，那么就要有行为灵活性的大幅下降。这是出现了行为规范，尤其是存储在社会里的那些规范（群体规范）。许多社会规范，个体虽然很难理解，但因为违反规范可能遭受社会制裁，也就不得不遵守，久而久之，群体生存得越久远，对个体而言这些规范的“合理性”就变得越显明。哈耶克倾向于将这样的理性称为“演化理性”，与完全基于个体经验的“建构理性”相对峙。
社会影响通过三种途径施于个人：其一是模仿，尤其是对成功者的模仿。其二是教化，学校的教育，家庭的教育，还有在职培训和自学等方式。其三是遗传，许多行为是遗传决定的，你很难改变这些行为，例如你的人格。晚近发表的对大批受试者的长时期跟踪调查表明，一个人的性格，如果用人格五要素模型来测度，在25岁至83岁这段时间里，他在各维度上的得分，很少发生改变。
社会结构里存储了大量的决策知识，让个体能够应付极不确定的决策环节。根据海纳模型，在最高不确定的决策环境里，我们只能依靠文化传统。我们的传统延续了数千年，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必定会遭遇比目前严重数倍的危机。但依旧延续到今天，这就意味着它“管用”，虽然可能令人迷惑。哈耶克说，我们是我们 传统的选择，而不是我们选择了我们的传统。传统越久远，它的合理性就越不能根据一时一事是否合理来评价。我们适应了自己的传统，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是被传统选择的，并因此而更可能生存下去。
传统：
希尔斯的《论传统》及其序言对传统的定义如下：“传统一词的拉丁文为traditum，意即从过去延传到现在的事物······延传三代以上的、被人类赋予价值和意义的事物都可以看作是传统。······可以看出，这种意义上的传统概念与文化人类学家所使用的“大文化”概念是一致的······不过“传统”一词还有一种更特殊的内涵，即指一条世代相传的事物之变体链，也就是说，围绕一个或几个被接受和延传的主题而形成的不同变体的事物之变体链，也就是说，围绕一个或几个被接受和延传的主题而形成的不同变体的一条时间链。这样，一种宗教信仰、一种哲学思想、一种艺术风格、一种社会制度，在其代代相传的过程中既发生了种种变异，又保持了某种共同的主题······传统是一种社会的文化遗产，是人类过去所创造的种种制度、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构成的表意象征；它使代与代之间、一个历史阶段与另一个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密码，并且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秩序和意义。”
韦伯的“克里斯玛”学说：马克思·韦伯指出，克里斯玛式人格是历史上尤其富有创造性的革命力量。由于克里斯玛统治下的法规来自于高度个人化的对神思的体验，以及神一般的英雄力量，并且为了体现先知式的对神思的体验，以及神一般的英雄力量，并且为了体现先知式的精神气质而排除了所有外在秩序，所以克里斯玛统治以一种革命的方式转变了所有价值观，破除了所有传统的和理性的规范。这就是说，不仅创建一种传统需要非凡的克里斯玛式的想象力（当然也需要魄力，记忆力和推理能力），而且破除一种传统同样离不开克里斯玛特质，甚至需要有双倍的克里斯玛特质。因为破除一种传统必须同时创建一种更适合时宜和环境的、也更富于想象力的新传统；只有在新传统的克里斯玛力量压倒了旧传统的习惯势力之后，旧传统才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学术界公认，希尔斯的重要贡献是论证了“传统”具有某种克里斯玛特性。
文化传统的演变，可纳入上图的框架。
物质生活：人类社会从游猎到农耕到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技术进步，都可置于这一维度上；
社会情感：随着社会结构的演变，例如，从皇权的社会演变为民主或现代的社会，人们的情感也发生改变。在人类情感当中，几乎没有不是社会的情感。可能有例外，就是“宗教感”。在今天，学术界达成共识：信仰是纯粹的私人事件。除了信仰之外，其他几乎可以列举出来的情感，都是社会情感。
精神生活：这里可以发生导致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例如在欧洲社会变迁过程中，如韦伯论证的那样，宗教和信仰的改变，有决定性的意义。
文化表达过程中社会网络和文化资本对文化表达几乎处处存在重要的影响，这就引导我们到行为经济学和社会学交叉的一个界面——所谓“社会资本”问题。
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就是一个社会网络内存在的全部有利于囚徒困境合作解的那些因素。
全部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是要解释“社会何以可能”。全部行为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至今为止，是要解释“合作何以可能”。社会网络的社会资本定义是内生演化的社会资本，注意，这里的社会资本不再是给定的，它是内生的，是演化的。如果合作的人群规模太小，那么它会完全消失。如果合作规模超过了例如三分之一定律所要求的范围，那么它会扩展到全部网络。
